关于茶文化史研究，有周兆望《略论两晋南北朝饮茶风气的形成和转盛》(《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李斌城《唐人与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 2期)、韩金科《试论大唐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王赛时《论唐代的饮茶风习》(《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施由民《走向幽雅——晚明茶文化散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王河《唐代古逸茶书钩沉》(《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和《唐代茶文化与茶杂着述略》 (《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方健《宋代茶书考》(《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胡长春《从明代茶书看明人的茶文化取向等》(《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

关于地方茶史研究，有李家光《古蜀蒙山茶史考》(《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第4期)和《巴蜀茶史三千年》(《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姜世碧《四川茶史述略》(《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巩志和姚月明《建茶史征》(《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徐晓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陶德臣《清代福建茶叶生产述论》(《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赵大川《徽茶考》(《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吴旭霞《宋代江西的茶叶》(《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施由民和文士丹《元明清时期的江西茶叶》(《农业考古》，1991年第4期);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陶德臣《近代浙江茶业述论》(《古今农业》，2000年第1期)、杨载田和王鹏《历史时期的湘茶生产及其发展探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邵宛芳和沈柏华《云南普洱茶发展简史及其特性》《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黄桂枢《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农业考古》，1995年第2 期)、陶德臣《日据时代台湾茶业的经济结构与贸易》(《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陶德臣《光复初期的台湾茶业》(《中国农史》，2000年第1 期)等。

当前对中国茶史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古代(清代及其以前)，对20世纪中国茶史的研究则非常不够。然而20世纪是中国茶学、茶叶科技发展最重要、成就最大的一个世纪，理应得到重视和加强。

中国茶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存在诸多不足。[1]有关先秦的茶史，扑朔迷离;汉魏两晋南北朝茶史，语焉不详;中华民国茶史，新中国50年茶史，亦待补阙如之憾;除陆羽、吴觉农外，古今众多杰出茶人尚无传记。中国茶史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缺憾和空白，亟待从学术上去填补、开拓。

三、茶艺和茶道研究

茶艺是茶文化的基础，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虽然中华茶艺、茶道古已有之，但是它们在当代的复兴、被研究却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

台湾是现代中国茶艺、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蔡荣章、林瑞萱、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是台湾较早致力茶艺、茶道研究和实践的人。

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蔡荣章着有《现代茶艺》(台北：中视文化出版，1989年)、《茶道教室》(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2002年)、《茶道基础篇》(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茶道入门三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等，林瑞萱着有《中日韩英茶道》(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等，夫妇合着有《现代茶思想集》(台北：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年)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现代茶艺、茶道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年)、《茶艺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修订版)、《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等，吴智和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台北：大立出版社1985)、《中国茶艺》(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等。张宏庸出版了《茶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北：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