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马古道的三大主干道中，川藏茶马古道不仅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行程最艰难的高原古道，还是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的古道。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在四川雅安，途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后到西藏拉萨，之后再向尼泊尔、印度等地延展。川藏茶马古道在中国境内的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川藏茶马古道不仅沟通了中国内地和藏区，还是古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桥梁之一。

据史料记载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以前。但是那时候的川藏茶马古道并不叫川藏茶马古道，而是叫“蜀毒道”。为什么叫“蜀毒道”呢?“蜀”，不用多说，自然是指茶叶的产地四川，那么“毒”呢?什么地方会用“毒”来指代呢?答案是印度。在中国汉代史籍中，印度并不叫印度，而是译作“身毒”或“天竺”，“印度”这个名称是在唐代才有的。 因而，在西汉以前，川藏茶马古道就是一条沟通中国与南亚大陆的纽带。不过，这个时期通过川藏茶马古道输入藏区的茶并不多，因为此时的茶叶价高量少，在内地还是主要作为药物被人们所使用，饮茶之风尚未在我国普遍形成。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文成、金城公主下嫁，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吐蕃逐渐出现了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的习惯也被传入吐蕃，并成为上层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风习。这点可以从唐人陆羽的《茶经》中进行考证。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在唐代有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莈，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在这些对于茶的称呼和味道的描述中，“槚”[jiǎ]便是藏语对茶的称呼。但此时的茶叶还没有在藏区的普通民众中广泛流传。

茶叶在藏民众广泛流传的时间是在晚唐以后。因为“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进行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之风逐渐形成。

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即文成、金城公主下嫁之路。后期，唐蕃古道成为汉藏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唐蕃古道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

唐朝时期，朝廷没有设置茶马互市口岸。到了宋朝，朝廷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设有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进行交易的马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而大量的川茶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明朝，朝廷发现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从而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销售数量，抑制茶商投机倒把。同时，为了加强朝廷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方便把茶运到长河西、朵甘思各部，明太祖还命四川官府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从此以后，四川不仅成了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还是“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

到了清朝时期，川藏茶马古道进一步扩张。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朝廷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茶商也经常使用这条道来运茶。此外，和“川藏官道”相对的还有一条“川藏商道”。“川藏商道”和“川藏官道”一样，由打箭炉出发，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川藏商道”和“川藏官道”汇合于昌都后又分为“硕达洛松大道”和“草地路”两路。“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

“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茶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过崎岖的川道，走过巍峨的雪峰，走过人烟稀少的草原，最后把四川的茶叶运到藏区。如今，川藏茶马古道已经融汇消失在川藏公路之中，但它作为汉藏历史文明的见证者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