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种喝法儿是最基本的，那就是满足解渴的需要。北京人出门在外走长道儿，甭管是出差，还是逛公园、逛商店，走得口干舌燥的时候，要是碰上卖大碗茶的，那就得猛灌一气。这种喝法儿是救急的，所以喝得多，喝得快;茶好不好、水好不好都在其次，至于使什么茶具那就更不在乎了。

早年间北京卖大碗茶的都是挑挑儿作生意。什刹海海沿上、各个城门脸儿附近、天桥一带，常能碰见挑挑儿卖大碗茶的，一般都是老头或是小孩，挑子前头是个短嘴儿绿釉的大瓦壶，后头篮子里放几个粗瓷碗，还挎着俩小板凳儿。一边走一边吆喝。碰上了买卖，摆上板凳就开张。

卖大碗茶的现在也还有，不过全都改成茶摊了，名声赫赫的大碗茶集团公司就是从这儿起的家。这种茶摊在旅游区常能见着。树荫底下，支张小桌，摆几个小凳，玻璃杯里早就晾好了茶水，上边还都盖着盖儿，透着那么干净，那么凉快。顾客来了，一口气能喝下好几杯去。 北京城还有一路喝茶的，喝的是个讲究。讲究茶叶、讲究水，讲究茶具，更讲究怎么个沏法、怎么个喝法。北京城有的是大茶叶店，花茶、绿茶、乌龙茶，云南的坨茶，蒙藏人好喝的砖茶，什么样的茶都买的着。既然喝的是讲究，那一般的茶馆还真伺候不了这路人，所以已往都是买了茶叶，回到家里头自个儿细斟细品去。

北京茶馆最昌盛的年代是在清朝。那时候，北京四九城的街面上，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茶楼、茶园、茶馆，一天到晚，接待着三教九流的茶客。当年的茶客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八旗子弟。满、蒙、汉八旗原本是清朝政府统一中国的时候所依靠的军事力量，政府为了保证随时都有足够的兵源，不准闲散的八旗子弟离开八旗自谋生路，他们只能依靠朝廷发给的粮饷度日，这就是所谓的“铁杆庄稼”。战争结束以后，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十来万人守在北京，无所事事，只能是游手好闲，提笼架鸟，走狗斗鸡，浪荡度日。茶馆是这些人一天也离不开的地方，比咱们上班都守时。

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北京城里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被固定在一个个的单位里，一个个的岗位上。除了少数老年人，北京城里几乎见不到闲散人。大家都在用同一种模式，按照同一个计划建设社会主义，没工夫坐茶馆，也不屑于坐茶馆。这么一来，北京城里可就看不见茶馆了。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这才又出现了新型的茶馆，可现有的茶馆与老茶馆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老舍茶馆的茶客主要是外国旅游团，茶馆在向游客们展现旧京文化，所以它在硬件方面尽可能地再现了旧京大茶馆的风貌，而且显着比任何一家旧京大茶馆还都要奢华。尽管天桥乐茶园已经作出努力，希望普通的北京市民也能常到茶园里来，但它最根本的宗旨在于表现并提供旧天桥的平民文化一种已经消失了的文化，因此肯定要有不小的一笔投入，这个目的并不容易达到。

其实，无论是今天的北京平民还是当年的北京平民，他们对茶馆的需求都是一样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适于休息，适于交流的环境。茶是话引子，茶馆就是谈话的环境。他们的这种需求就象每天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常规需求，而不是特需。俗是俗了点儿，可人人都有这种需求。这会儿要想约个朋友谈点儿事，谈桩生意，多半是去饭馆，推杯换盏，面红耳赤，大呼二喝，燥得不行，累得不行。还是茶馆更放松一些，更清雅一些。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得替企业家们想一想。茶馆这种环境是需要地皮的，这会儿的地皮这么贵，真要是开个大家伙儿全都能接受的茶馆，一个月下来，刨去税钱、房租水电、各项的挑费，还能剩下什么了?茶钱能赚多少?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快餐店、冷饮店和酒吧的竞争，足够企业家们掰手指头的了。

看样子，茶馆这一行要想再现它往日的辉煌，大概是够呛了。不过，近来也还是吹来了一股新风。有两家书店，在他们的店堂里各自辟出一个小小茶室，读者们手翻新书，口啜香茗，茶香和油墨的香气混为一处，书文化与茶文化合成一体。别的商店都在努力扩大店堂，这两家书店的经营者却割出店堂为读者提供一种环境，这也算是独辟蹊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