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茶人林荣坤出生于名医世家，从小耳闻目睹父亲行医之德，发誓做个好中医。在行医过程中，他接触普洱茶膏，“很神奇，肠胃不舒服，发高烧，喝一口就好了，用来醒酒最厉害。”林荣坤在大北路的番穗茶庄珍藏着几块清朝时期的老茶膏，轻易不拿出来，但有朋友来访，他都会热情招待，“茶膏是生在山里，死在梦里，埋在缸里，活在杯里，饮在口里，爽在心里，记在脑里，功在体里。好东西，就是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

广州帝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黄兴时说起茶膏来，也是头头是道，他经常在全国各地奔波，行李箱里面会装上几包真空包装的自家产的御茗堂普洱茶膏，喉咙痛的时候，直接放半片到嘴里含着。旅途中难免磕磕碰碰，这个时候可以把茶膏弄碎，放在创可贴上面，止血效果虽然没有云南白药那么快，但确实能够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尤其是生茶的茶膏，用完以后，伤口能够很快愈合。

茶膏为什么这么神奇，还要从它的历史说起。

公元780年，唐朝陆羽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唐代制作茶饼才用“采、蒸、捣、拍、焙、穿、封”，其中在“蒸、捣、拍”这3道工序中，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认为最好的饼茶就是“含膏者皱”，即是将茶叶中的茶汁与茶叶挤压出来，又不遗失，仍然附着茶叶表面，经过空气氧化后，使茶汁形成的膏状物质存留在茶叶之间，形成皱纹状。因此，在唐代，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皱”，这是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需要指出的是，陆羽并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茶膏真正形成是在宋代。宋代的茶风以及茶人代表，将茶膏推向了一个高峰。北宋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的《茗瞧录》中，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标志着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可是到了明代时期，茶膏制作便渐渐消失了，因为明代禁用诸如龙凤团饼之类的紧压茶，改而推广散形茶。这个重大变故导致延续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

清代伴着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1729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此时的茶膏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后来乾隆执政，将茶膏由皇室“贡品”转为皇宫“御制”。茶膏迁入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之后，在借鉴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套工艺历经186道工序，72天精工细作而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宫廷普洱茶膏”。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普洱茶膏一直作为清朝皇室特权御用物品，史册记载，雍正、乾隆、嘉庆等都嗜饮普洱茶膏，普洱茶膏还是清朝“八色贡品”之首。

1793年，普洱茶膏作为国礼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到海外。据相关文献统计，在这段时期作为“国礼”送出的茶膏达200匣。

2004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以1.2万元的价格成交，轰动一时。

2007年，1块重82克的清宫普洱茶膏以82万元的高价被收购。

2010年，一盒清宫普洱茶膏被拍卖，以100.8万元的天价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