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茶叶作为商品在国内广泛流通，至迟自宋代开始，已成为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享有盛名。本文试图探索宋代以前我国茶叶的生产、销售及其有关情况。

大致说来，我国人民饮茶始于秦汉之际，六朝时期，在江淮以南喝茶的人显著增加，并在逐步向北方推广。唐代中叶以后.全国南北各地都已饮茶成风，也正是这时，封建国家开始征收茶税，日益成为官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一、两汉六朝时期，主要饮用野生茶

我国饮茶始于何时?第一部茶叶专书《茶经》的作者唐人陆羽溯源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这是不能凭信的。宋人谈到这个问题时，已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蔡绦《铁围山丛谈》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云，“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佚名《南窗纪谈》说，“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事见《洛阳伽蓝记》”。张涅《云谷杂记》称，“《晏子春秋》记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卯茗莱而已”。近代更有人引《周礼.地官》掌茶条，说明饮茶起源更为古老。《晏子春秋》和《周礼》虽为后人伪托，但成书都不迟于战国时，那就是说，至少在战国时人们已知饮茶。

饮茶须先知道茶叶的来源，现代植物生理学告诉我们，茶叶的生长环境要求气候温暖，排水畅通。我国现代产茶地区大都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的丘陵地区，而先秦的载籍又不见河域产茶的记载。因此，认为生活在黄河流域的远古祖先是我国最先的饮茶者，是值得怀疑的。

清初顾炎武考查了古代关于“茶”字的记载及其演变，认定“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1]我们从汉、晋间一些人的记述看来，蜀地野生茶叶甚多。秦灭蜀是在战国后期秦昭襄王吋，因此，说战国秦汉之际人们开始饮茶是比较自然的事。扬雄《方言》说，“蜀西南人谓茶为菠”。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所写《僮约》，规定僮奴任务之一是“牵犬贩鹅，武阳买茶”。[2]

武阳即今四川彭山，离成都很近，要奴僮买茶，当然是为了饮用。[3]晋人常璩说，犍为郡，“汉有盐井，南安、武阳，皆出名茶”。[4]平夷郡，“山出茶、蜜”。[5]傅咸《司隶教》说，“蜀妪作茶粥卖”[6]。“孙楚《出歌》：“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7]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8]由此可见，我国西南部产茶地区的人民自然是较早饮茶的。

当然，野生的山茶也必然在江淮以南的其他山区同样生长。但在两汉时期，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江淮以南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社会经济状况极少记载留传。自六朝立国江东，江淮以南，生产在迅速发展，这时，也只是在这时，才明确出现了关于山茶的记载。《续搜神记》说，晋孝武帝时，有人在武昌山中采茗，在山曲发现大丛茗处。[9]裴渊《南海记》云：“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南齐刘澄之《荆州土地记》说，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10]又说，浮陵茶最好。[11]张揖《广雅》说，“荆、巴、阆采茶作饼”。[12]王浮《神异记》曰：“余姚人虞洪人山采茗……获大茗焉”。[13]山谦之《吴兴记》曰：“乌程县西有温山，出御荈”。[14]杜育《荈赋》说，“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15]全国各地记载茶叶的增加，说明自两汉以来，饮茶的人逐渐增多。那时，人们普遍采摘野生茶为饮料，很难看到人工栽培茶树的记载。甚至到了唐中叶，陆羽还认为野生茶树的茶为上品，种植的茶为次等。因此，他很称赞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野生大茶树。

唐以前，记载饮茶的主要是封建上层人士。这不是他们有什么发现，只不过是在劳动人民多年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模仿罢了。孙吴时，韦曜饮酒量小，每逢宴会，吴主孙皓给予特殊照顾，“密赐茶荈以当酒”。[16]晋朝并州刺史刘琨喜欢饮茶，他让别人再给他寄些安州干茶去。[17]夏侯恺死后，还显形“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18]这固然属于迷信，但也反映出那时饮茶者已不少，所以才有可能出现关于“觅茶饮”的传说。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吴兴太守陆纳设茶果宴招待来访的卫将军谢安，[19]扬州牧桓温宴饮时，也常伴以茶果。[20]左思的娇女，“心为茶莢剧，吹嘘对鼎沥”。[21]南齐武帝临死前，遗嘱不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酒傭而已”。[22]其子萧子懋还将茶、米等分送其他官吏。[23]饮茶的人多了，来源于生活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以茶为题材，晋人杜育的《莢赋》便是著名的事例。

其次，饮茶主要盛行于南方。裴渊说，茶茗“南人以为饮”。[24]西晋末年，任瞻自华北渡江而南，宰相王导等至石头亲迎，瞻坐席便饮，且问旁人，“此为茶为茗”?[25]那时，“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26]王肃自南齐逃奔北魏，在洛阳仍“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过较长时期，才习惯北方的羊肉酪粥。[27]梁武帝乘北魏大乱，派陈庆之送元颢人洛称帝，庆之为侍中，中原士族杨元慎嘲笑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茗饮作浆，呷啜莼羹”。[28]贾思勰写《齐民要术》把“茶”放在“非中国物产者”一卷内叙述，这都说明华北不产茶，而且饮茶的人较少。当然，情况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前所述。至迟自魏晋以来，北方已有饮茶的人。北魏的给事中刘缟也居然仿效王肃，“专习茗饮”。[29]梁武帝的儿子萧正德逃奔北朝.北魏的执政元叉正式设茶宴招待。王肃刚去北魏时，洛阳已有茶茗供应，说明南方所产茶叶已因北方有需要才被不断输入。

总之，秦汉时期在南方民间开始的饮茶活动，到六朝时期已逐渐传及于华北。那时候，人们除采摘野生茶而外，有以茱萸、柜子之属冒称为茶的，所以，晋人张华、刘琨等人非常强调要饮用“真茶”。那时，茶的制作技术不精，《茶经》说，“采不时，造不精，饮之成疾”。南朝沈怀远《南越志》说，“茗苦涩”。处在饮茶初期的情况下。这是难以避免的。另外;据《广雅》说，“饮茶时，用米汤浇覆之”。《广志》说，或以米和膏煎之。[30]弘君举很欣赏食茶面，[31]傅咸说，有人“作茶粥卖”。[32]可见当时的饮茶方式非常多样化。

二、唐人谈种茶方法

人工栽培茶树的方法到唐代始见诸记载。陆羽是第一个对它有所涉及。唐末五代，韩鄂进一步谈得比较详细。

茶叶是多年生长的木本作物。陆羽说，“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33]植茶的土壤以酸性土腐植质多，土壤疏松者为优;其次，排水良好的砂壤土以及丘陵地区的红土、黄土都可以种茶。茶树由茶籽播种繁殖，每年农历霜降节前后，采摘已成熟的茶籽，阴干去壳贮藏，以便适时播种。如何下种.他仅简单提示，“法如种瓜，三岁可采”。没有讲明具体载的栽种方法。

陆羽以后，经过百多年的社会生产实践，经验更为丰富了，韩鄂便比较详尽具体地谈到了茶树的种植方法：

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所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拥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茶未成开。四面不妨种雄麻、黍、傺等。收茶子：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力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34]

韩鄂所介绍的是穴播种茶法，它谈到了保护种子、选择耕地、施肥、下种、中耕、追肥、收获等几个重要环节。特别着重谈到了种茶适宜的地方。“树下或北阴之地”、“桑下、竹阴地”、“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这是因为茶树生长需要较高的气温，但又不能长期烈日暴晒，尤其是幼嫩的茶苗，不能经受高温的太阳照射，所以在北阴的地方或者树阴下开穴播种为良。茶树需要充足的水分，但不适宜积水多的土壤，所以低洼平坦排水不畅的平原地区并非茶树的乐园。“宜山中带坡峻”，这种倾斜缓慢的山地既能排水畅通，又能水土保持和防止强风，以免强风损害嫩芽。因此，我国南方广大丘陵和山坡地是茶树的理想生长环境。宋代赵汝砺的《北苑别录》也说，“茶性恶水，宜肥地斜坡阴地走水处”。可见唐宋人对茶树的认识也比较一致，直到现代，我国产茶地区的分布情况也还是如此。

韩鄂说，秋收后的茶于要用湿沙土拌，穰草覆盖，至明年二月出种。否则便将经冬冻坏不生。由此可以看出，他所介绍的可能是江淮间即较北地区的情形，如果在长江以南是不需要如此护理而不会冻坏的。湿沙土拌，又覆盖草，既是妥善保藏了种子。而且用筐笼盛之，是避免种子含水多了，容易发霉，三者结合处理，可以保持种子的一定水分和适宜的温度，促进种子发芽，以便到农历仲春月开坎下种。每坑种六七十棵，覆土寸厚，茶籽聚集在一块，在适当气候条件下易于突破土层，较快地出苗。

施肥可以改良土壤，又可供给植物所需养料，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都不能缺肥。茶籽下种时和以粪土，中耕时也要上肥。一般说来，下种前最好用腐熟的堆肥作基肥，中耕时用沤熟的小便、稀粪作追肥，以便促使茶叶迅速生长。但由于茶树苗嫩，一次不能施肥太多，以免肥多伤害嫩苗，因此，在小便中多加些水使之稀释是必要的。

书中还提到茶园内可以间种套种雄麻、黍、穄等作物，既是合理利用土地以增加农业收入，又可以对幼嫩茶苗起着蔽阴和助长的作用。另外，穴播的树苗到一定时期需要间苗和移栽，茶园内还要中耕除草，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韩鄂同样提到了人工栽植茶树三年后便可采摘。但是，他没有谈如何采摘以及如何加工茶叶。陆羽和唐宋其他人士谈到了不少，本文将在下节讨论它。就种茶方法来说，正如前面注文所已指出的，《四时纂要》所介绍的办法自五代经两宋以至于元是一直沿袭了下来。因此，它在我国植茶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