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的艺术类型，无论怎样地盛极一时，万事万物都摆脱不了生命的规律，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宿命，有始就将有终。
事物的变化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青铜时代的青铜艺术的终结过程历经了相当漫长的岁月。郭沫若先生把青铜时代的青铜艺术分为四期:一、滥觞期，青铜初兴；二、勃古期，殷商后期至周成康昭穆之世；三、开放期，西周中期以后至春秋时期；四、新式期，战国时代。当事物过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后，具有新质的因素就会初见端倪。郭沫若认为勃古期的青铜器是青铜艺术美的标本，而开放期是青铜时代的解体期，“铸器日趋简陋，勒铭亦日趋于简陋”。开放期的青铜艺术已进人颓势，那么新式期则属于另一种青铜艺术，另一种美了。“当青铜艺术只能作为表现高度工艺技巧水平的艺术作品时，实际便已到它的终结之处。战国青铜巧则巧矣，确乎可以眩人心目，但如果与前述那种狞厉之美的殷周之器物相比较，则力量之厚薄，气魄之大小，内容之深浅，审美价值之高低，就判然有别。十分清楚，人们更愿欣赏那狞厉神秘的青铜婪餐的崇高美，它们毕竟是那个‘如火烈烈’的社会时代精神之美的体现。它们才是青铜艺术的真正典范。”
生产技术的发展是青铜艺术走向衰微的重要动因。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1)铜矿开采的扩大和原有铜器的积累，铜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它用以维护特权象征的要求，铜的价值已大为降低。(2)青铜被广泛使用，在礼器范围之外，生活用品的品种和数量增加了，兵器与工具的也同样如此，青铜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纹样的神秘感减弱了，很快被新的纹样所代替。“开放期的器物……形制率较前期简便。有纹缋者，刻镂渐浮浅，多粗花。前期盛极一时之雷纹，几至绝迹。饕餮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于附庸地位。夔龙夔凤等.化为变相夔纹、盘夔纹……大抵本期之器已脱去传统之束缚。”纹样的内容在简化的同时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世间的生活、征战都加人进来。(3)铸造技术的提高.也是青铜艺术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艺术的技法和表现的关系上需要在相互适应的平衡点上，艺术才能达到最完美的高度.如果技术达不到表现的需要，则显幼稚，而技术成熟过分发展就要以新的艺术形式代替了.尽管开放期的铜器形制和纹样简化了，但那是为了适应新的模制的要求。“……器之纹细多为同一印板之反复，纹样繁多，不主故常。”周中期以后活模铸造法的发明，为青铜之术形式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它的造型可以更随意、更精到，内容也更加丰富，错金银等装饰成为新的装饰手段。艺术风格也由沉雄神秘变为繁丽轻挑。(4)铁器的出现代表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青铜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工具的时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工具的诞生。铁器的大量使用，社会财富增加了，社会形态也发生巨大改变，封建关系逐步确立，原来带有原始痕迹的社会结构慢慢解体，昭穆之后，直系子孙继承王位的制度开始了。青铜器原有的狞厉之美没有了存在的土壤。
青铜艺术进人开放期就变得精神苍白，尽管主要的纹样还是延续前代，但纹样的变化和制作工艺都越来越趋于简单，装饰似乎只是习惯而非必要了，精神的力量当然大大降低，艺术生命之气萎靡不振。若说开放期器物还是一种摆设的话，新式期的器物中的无纹缋的堕落样式就只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用品了。
但是，新生事物的量在默无声息地发展着，新式期中的所谓轻灵多巧的精进样式，正代表着一种新的趣味、观念、标准和理想的勃兴。春秋中期以后，新的青铜工艺得到极大发展，青铜器造型别致，纹样精美。这里不能不再一次提到此时出现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器物—莲鹤方壶。莲鹤方壶于1923年在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为春秋中期器物，高一百一十八厘米，口长三十点五厘米。器方形，双耳为镂空的顾首伏龙，颈部及腹部四隅皆饰以兽形扉棱，器身饰相缠绕的蟠龙。盖顶作镂空莲花瓣形，中立一鹤，昂首舒翅。圈足饰虎形兽，足下承以双兽，兽首有突出的双角。此壶造型华丽，纹饰繁复，壶腹最大径下移，增加了全器的稳重感。这件作品的纹饰代表春秋时期的主要内容和风格，设计巧妙，成熟体现。尤其是壶顶的立鹤形象逼真，造型生动，完全是一种生活的意趣。郭沫若曾说，这只舒翅昂首的立鹤要飞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如果说充满悲剧色彩和狞厉之气的青铜时代艺术最终涅槃，那么，就可把春秋战国的体现全新理念的青铜艺术的问世视为更生了。只是更生的青铜艺术是众多艺术语言的一种形式，而再也不是可以与时代精神相互替换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