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茶的故乡，茶及茶文化源远流长。茶属于山茶科，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植物，喜欢湿润的气候。汉魏六朝以来，茶的栽培及饮用在西南、江南地区渐渐普及，并开始传入北方。至唐时，茶树种植大兴，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开始大面积的广泛种植。唐中期陆羽《茶经》之后，人们对茶及其功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茶在社会中各阶层中被广泛普及品饮，宋代有诗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茶叶具有提神清心、清热解暑、消食化痰、去腻减肥、清心除烦、解毒醒酒、生津止渴、降火明目、止痢除湿等药理作用。

茶叶药理功效之多，作用之广，使得茶叶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由于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西北地区并不产茶，所需茶叶均需由内地中原及江南地区输入。因为茶叶的奇特功效，使得茶非常适合于从事畜牧业生产，以肉食为主食的少数民族，长期饮用还会上瘾。同时，中原王朝地域多不产马，在制御灵活机动的北方游牧民族时,马匹数量的多虞与品种的优劣往往是战争胜负的关键，“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出师之要，全资马力。吐蕃地区拥有良好的孳牧条件，水草丰美，多出良马，所以早在唐初，吐蕃各族部就有以羊、马或其他畜产品向汉族换取茶、绢等物品的活动。唐末，由于中原及吐蕃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官营茶马贸易兴起，茶叶也开始大量流入吐蕃地区。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煮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至宋，由于茶叶的奇特功效及茶文化的传播，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已把茶叶作为自己重要的生活资料，以致达到了 “夷人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顾炎武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

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其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1,31吐蕃地区对茶的需求渐成规模。熙宁五年(1072),宋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后，由于与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南宋为金、蒙古) 的对峙，出于博(战)马及利用吐蕃诸部“所嗜为茶”这一弱点而以茶为手段来羁縻吐蕃诸部的目的，纳王韶议，宋在新建的熙河路设立六个买马场,1|4)停罢其他边州买马，1151将市马贸易的重心完全转向熙河吐蕃地区，河、岷、洮三州茶马贸易由此而兴。明代元后，蒙古余部退居大漠，力量依然强大，“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61，经常南下骚扰、攻掠。有明一代，蒙古鞑靼、瓦剌两部此起彼伏，为明廷北方大患(明后期蒙古诸部逐渐转向西北)，成为明王朝的头号敌人。

明因此设立九边，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诸镇，以御蒙古。同时，为巩固西北防御，防止蒙古与吐蕃联合并斩断其联系，孤立蒙古，明王朝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与蒙古为邻的“西番”地区采取怀柔政策，继承宋王朝羁縻“诸番”的传统做法，利用“西番”诸部嗜茶如命的特点，通过官营控制茶叶，既可达到“博马”的目的,又可使“西番”诸部受制于中原王朝，同时还可以获得大量的茶税，于是“以茶驭番”政策应运而生 (当然这也是明王朝的少数民族政策之一)。明都御史杨一清曾言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1171明梁材《议茶马事宜疏》国家设立三茶马司，，收茶易马，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

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又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1181所以，“以茶驭番”的核心是控制“西番”,离间“西番” 与蒙古之间的关系,使“西番”成为明朝对抗蒙古的“藩篱”，同时也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点在《洮州厅志》上说的更是透彻马政之善，无如榷茶羁番矣，说者以为有三利。捐山泽之毛收牡之种，不费重资而军实壮，利一;羁縻番族，俾仰我不能叛，利二;遮隔强虏，遏其狂逞，做我外篱，利三。由此可见，明朝政府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茶马贸易“以茶驭番”，是有其历史经验、现实基础及国防安全战略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