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创办了一批茶文化类杂志，出版社也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为中国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有利条件。20多年来，发表各类有关中国茶文化研究论文约3000篇，出版各类茶文化书籍600多种，主要成就表现在茶文化总论、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五个方面。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文学与艺术，茶俗、茶具、茶馆研究等方面，也都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茶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创办了一批茶文化杂志，为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条件。此外，各种茶学类杂志以及一些饮食文化、旅游文化类杂志、大学学报也刊发一定数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全国数十家出版社也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形成一股茶文化书籍出版热潮。初步统计，近30年来全国刊发的茶文化研究论文约3000篇，共出版的茶文化书籍有600多种。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茶文化总论、茶史研究、茶艺和茶道研究、陆羽及其《茶经》研究和茶文化工具书编纂五个方面。此外，在茶与儒道释、茶文学与艺术、茶俗、茶具、茶馆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一、茶文化总论

(一)“茶文化”概念的确立

尽管中国茶文化在中唐时期已经形成，但“茶文化”这一名词的出现却是在当代的事。

在 20世纪70年代末，吴智和撰着《茶的文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78年)。20世纪80年代初，陈椽在《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中列“茶与文化”专章。其后，茶的文化、茶与文化、茶叶文化、茶艺文化、饮茶文化等频见文着，“茶文化”呼之欲出。

20世纪80年代，“茶文化”新名词在中国海峡两岸先后出现。1984年，庄晚芳在论文《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中，最早使用 “茶文化”一词。1987年，张宏庸在《茶艺》(台北：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一书中使用“中国茶文化”。1988年，范增平等发起成立了 “中华茶文化学会”，“研究发展茶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中华茶文化”。[1]尽管如此，“茶文化”一词在当时还未被普遍接受。198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大型茶文化展示活动仍称“茶与中国文化”。1990年6月，孔宪乐主编《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书，还是称“茶与文化”。

不过，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作为新名词的“茶文化”已成潮流，势不可挡。1990年8月，安徽省茶文化学会在合肥成立。1990年10月，在浙江杭州举办“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茶文化的历史与传播”，王泽农等向研讨会共提交了50多篇论文，后来出版了《茶的历史与文化——九0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1年)，“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着手筹备成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同年，在江西南昌成立了 “中国茶文化大观”编辑委员会，计划编辑《茶文化论丛》、《茶文化文丛》、《茶文化译丛》。到1990年，“茶文化”作为新名词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1991 年，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茶文化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对构建中国茶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同年，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着的《中国茶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以“中国茶文化”为名称的著作，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没;同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每年两期。在第1辑上，发表了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纲要》等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

1992年，《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由台北碧山岩出版社出版。同年，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出版，这是一部概念明晰、体系完善、结构合理、简明扼要的力作;而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的简明实用辞典。

可以说，到1992年，“茶文化”作为一个新概念而被确立。但是作为一个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后来不断有人通过论文、著作对茶文化的概念进行阐释。如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黄志根主编《中华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农业出版社，2000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如詹罗九《茶文化浅说》(《农业考古》，1994 年第2期)、邹明华《养生，修性，怡情，尊礼——论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第4期)、韩金科《唐代文化思想发展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赖功欧《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与隐逸观念及其茶文化内涵》(《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和《茶文化：自然与人文精神的综合体》(《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及《茶文化与中国人生哲学(论纲)》(《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周渝《茶文化：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陈香白《“茶文化”通义》(《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施由民《试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茶文化精神》(《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和《试论中国茶文化与中国文人的审美取向》(《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鲁明《试论中国茶文化新世纪走向》(《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余悦《东方闲情的精神品貌——中国茶文化价值显示悖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和《中国茶文化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及《加强茶文化学科建设的理性思考》(《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朱红缨《基于专业教育的茶文化学体系研究》(《茶叶科学》，2006年第1期)、丁以寿《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建设》(《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陶德臣《试论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与科学发展》(《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关剑平《从文化理论看茶文化研究属性-兼论茶学与茶文化的关系》(《茶叶科学》，2008年第5期)等论文，进一步阐明茶文化的概念、内涵、体系和精神。

(二)茶文化学科的确立

茶文化学科是茶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科。

早在1991年，余悦就撰文呼吁建立“中国茶文化学”，[1]提出中国茶文化结构体系的六种构想，茶文化学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六大问题。王玲也同时提出建立“中国茶文化学”的构想。[2]两位在当时就有自觉的学科意识，难能可贵。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高校和科研系统为主体的一批茶文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为茶文化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出努力。王玲《中国茶文化》、于观亭《茶文化漫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和《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等为茶文化学科建设添砖加瓦;浩耕、梅重主编《中国茶文化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5年)、余悦主编《中华茶文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和《茶文化博览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阮浩耕、董春晓主编《人在草木中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茶文化多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本的专题性茶文化研究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这些成果，为茶文化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04年12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成立直属机构——学术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茶文化学术研究。对中国茶文化研究进行全面规划，建立茶文化研究文库，组织全国茶文化专家进行课题攻关，目前已经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2005年8月，江西社会科学院在婺源县晓起村主办“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次年8月，又主办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发展研讨会”，标志着茶文化学科建设的自觉。

更为关键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高校中，不仅有茶艺、茶文化专科专业和茶学本科茶艺、茶文化专业方向，而且在茶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有“茶文化”方向，事实上已将“茶文化”作为茶学的一个子学科，尽管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本世纪初，不约而同，全国许多省市教育、科研人员都在致力于茶文化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终于使得“茶文化学科”地位初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