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茶”在禅门佛寺中不可或缺。文字记载比比皆是，可随意拈出一二。《五灯会元》卷九记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资福如宝禅师)曰：饭后三碗茶。”《景德传灯录》卷二六记载：“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曾列出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列为日常修习的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饮茶逐渐成为禅门制度之一，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逐渐形成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仪式。而茶与禅门结合如此紧密的物质基础则是“农禅”，其源起于江西禅宗，也巩固于江西禅宗。

“农禅”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习禅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中国僧侣最初承自印度佛教的依靠布施为生的方式，将修行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实现了寺院经济的独立。“农禅”由被慧能称为“马驹踏杀天下人”的马祖道一(公元709年-公元788年)率先在江西实行，其弟子百丈怀海(公元720年-公元814年)创制《百丈清规》(亦称《禅门规式》)又将“农禅”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道一与怀海都是江西洪州禅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禅师。道一开创了“洪州禅”，百丈怀海后，洪州禅势力日大，从而形成了“洪州宗”。洪州禅是慧能禅发展为江西五家禅的过渡阶段，也是禅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百丈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为禅宗独立自主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其中的“普请法”(无论上下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适应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自力劳作，实现自给自足，为禅宗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从而使禅门生活安定，无求于人，较少受到政治波及，并可以吸纳更多的学人。这是南宗禅一枝独秀于其他各宗派的最可靠保证，也是禅宗得以稳固并不断扩大影响的最牢固的基础。因而赞宁在《怀海传》中说：“禅门独行，由海之始。”同时，农禅造就的禅宗这种自然、恬淡、平静的生活状态，以及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对官僚和士大夫来说，不啻为人间天堂，因而吸引着他们与禅僧交往，在各方面促进了儒释的融合。对正统儒学来说，是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形成;对佛教禅门来说，则深化了它的中国化。二者的结合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