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拍已经落下帷幕，内地和香港的瓷杂板块交出的“成绩单”可谓差强人意。曾经在几年前屡屡刷新高价纪录的明清官窑风光不再，反而是一直被边缘化的宋瓷，近两年屡次拍出过亿的价格，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有资深从业者爆料：从明清官窑到宋瓷的板块轮动，都是“洋人在联手炒作”，明清官窑已经套牢了诸多高位接盘的藏家和基金，而宋瓷的买家会不会成为下一群悲剧的“接盘侠”呢?

今季春拍明清官窑风光不再 差的是真正的精品

细数内地和香港今年春拍的瓷杂板块，明清官窑仍是主打。嘉德拍卖中有两件拍品成交价过千万：分别是“乾隆早期单色釉精品茶叶末釉如意耳出戟橄榄瓶”(1265万元)和一对“青花缠枝莲纹双耳鹿头尊”(1035万元);东正拍卖中，一件“清乾隆御窑青花折枝花卉纹六方瓶”以 1127万元人民币成交。苏富比香港的成绩最好，有八件明清官窑拍过了千万港元：其中一对“清雍正粉彩过枝福寿双全盌”的成交价为8980万港元，拔得头魁;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清雍正青花穿花龙纹长颈胆瓶”，成交价为7580万港元。

大体来看，这还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如果不和五六年前明清官窑最“鼎盛”的年代进行对比的话。

很多人也许还对几年前拍场上明清官窑屡创“天价”的盛况记忆犹新：2005年，“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花石锦鸡图双耳瓶”拍出1.55亿港元;2006年，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拍出1.513亿港元;2010年的秋天，“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2.5亿港元刷新当时中国工艺品及瓷器之世界拍卖纪录。而仅仅一个月之后，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又在英国拍出5.54亿元人民币，再次改写纪录——当然，此瓶后来被爆料根本没有以5亿的价格成功交割，这是后话。

在古董瓷器的资深行家曾波强看来，明清官窑从2011年前后至今的“由盛及衰”，除了实体经济不景气之外，很大的原因是礼品市场被“腰斩”所致。 “那些送礼的人完全不计成本，不像我们行家还会做一些理性思考，会考虑多年之后是否有所回报的问题。行家因为和他们争不过，也只能眼看着价钱越来越离谱。”曾波强说，但他对明清官窑的未来依然抱有信心：“其实从1993年中国有了自己的拍卖公司算起，艺术品市场大概5到10年就会经历一个高潮到低谷的轮换。但总的来看，特别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精品官窑的价格其实一直没有跌过，这种市场低迷又不是第一次出现，只不过是成交不活跃而已。”

同样对明清官窑抱持信心的还有广州本地的瓷器藏家冯玮瑜。“这几年整个艺术品市场都在调整，瓷器也很难独善其身。‘天价’变少，主要是因为藏家‘惜售’，真正的精品瓷器出现得少了;而买家也会更加谨慎，看得更加仔细，不会像几年前那么冲动，导致成交量也在明显减少。但即便如此，相对于中国书画、明清官窑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我去年买了一件明宣德甜白釉的暗刻花莲子纹碗，和三年前它在佳士得的拍卖价是一样的，所以对于卖家而言，亏掉的不过是佣金部分。这个调整的幅度其实比字画市场要小多了。”

对此持同样态度的内地藏家还有朱绍良，他认为尽管大环境不太好，但如果真正的精品出现，依然也是“天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刘益谦花2.8亿港元买的鸡缸杯。这个市场差的不是钱，而是真正的精品”。

海外收藏“大鳄”或已获利退场

和内地藏家表现出来的淡定相比，一些关注于海外市场的人士则没有那么乐观。

“明清官窑在海外已经基本没市场了。”一位身居海外、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端艺术品买手告诉记者，“以前花几个亿买雍正乾隆时期瓷器的那批人和基金，几年前高位买入，现在都被套得死死的。”

香港古董商人费吉认识一个资深藏家，十几二十年前就开始拿着不到三千万的资金于香港、伦敦、纽约到处跑，只买不太热门的清朝官窑器。当年大热的清官窑是康、雍、乾时代的青花器、粉彩器，单色釉和中、晚清时期的器物还少人问津，价格亦便宜。但最近几年，这位藏家认为热钱太多，官窑已到了“疯价”，所以开始不断出货。

从2013年开始，费吉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明清官窑拍卖会上，中国香港和外国的资深藏家差不多绝迹了，举牌竞拍的人绝大部分是内地炒家和新进收藏家。

而纵观这几年拍场中的“天价”拍品，送拍者大都是海外藏家。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早年用较低的价格收购大量品相精良的中国瓷器，这几年将它们抛向市场，获得国人热烈追捧，拍出的价格一个比一个惊人。

日本的山中商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大量购入明清官窑;玫茵堂的Zuellig兄弟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他们在新加坡的合伙人购买中国瓷器;而不能不提的是伦敦古董商埃斯肯纳齐，很多人认为，明清官窑的飙升就是由他而起。1997年，他在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公司的拍场上花费5000 万港币以上竞买清三代瓷器，引发香港、台北、纽约、伦敦等地的古董商、藏家及新进场的投资人和投机分子纷纷效仿，明清官窑由此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走势。

但最近这几年，很少再听到这些瓷器最早的收藏“大鳄”继续进场搏杀的新闻了，反而是“玫茵堂”专场、“山中商会”专场、“坂本五郎”专场在各大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一则令人印象深刻的新闻是，在2011年，玫茵堂曾以2亿港元售出了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而这个胆瓶其实正是埃斯肯纳齐在1997年花992万港币购得的“清乾隆珐琅彩花卉雉鸡题诗胆瓶”，只是不知为何改了个名字。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它的价格翻了20多倍。

然而，记者采访中的内地藏家却普遍对“当接盘侠”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如果只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这有什么不好呢?瓷器最大量外流的时期，也是国力最积贫积弱的时期。现在大国崛起了，中国人手里有钱了，有钱人又跑到全世界把承载自己民族文化的最佳载体——瓷器再买回来。这不是挺好的吗?”曾波强说。

“洋人联手炒作”再掀“宋瓷热”?

“明清官窑前几年的疯狂，其实是‘洋人联手炒作’。中国人把好多钱投进去，现在‘货’砸在手里了。这和股市是一个道理，‘洋人’是庄家，而中国藏家就是散户。”匿名买手这样说。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匿名买手告诉记者，这几年的“宋瓷热”，其实和几年前“明清官窑热”有着同样的逻辑。炒作明清官窑的“大鳄”，手里的明清官窑出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又致力于用同样的方式炒作一把宋瓷。所以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明清官窑偃旗息鼓之后，宋瓷突然之间变火了。

先是在2013年，一个传奇的故事广为流传：在苏富比的春拍上，一个送拍者五年前在纽约跳蚤市场以3美元买的定窑小碗，被埃斯肯纳齐以222.5万美元收入囊中。故事出来不久，马未都就公开表示，据他刨根问底的分析，该故事其实是编的。但“大鳄”开始关注宋瓷的新闻，已一夜之间扎根很多人的心田。

从2014年开始，一直被边缘化的宋瓷终于开始发力：2014年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市场上，一件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盌以1.16亿元成交，创造了宋代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而今年4月，香港苏富比推出的南宋官窑青釉八方弦纹盘口瓶又以1亿港元落锤，宋瓷似乎取代了曾经的明清官窑，变得风光无限。

不跟风才不会被忽悠

“洋人”又在做局吗?又一拨中国藏家，即将重蹈明清官窑藏家的覆辙，成为悲剧“接盘侠”吗?

对此，很多中国藏家是不认可的。“古董瓷器不像字画那么容易进行‘暗箱操作’，一个庄家只要资金雄厚，就可以通过买断某个画家作品的方式获得定价权。但无论是明清官窑还是宋瓷，一个是年代久远，一个是分布分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鳄’有能力操控整个板块。而且流传有绪、品相完美的瓷器每一件都具有特殊性，‘暗箱操作’真没那么容易。”冯玮瑜对记者说。她更倾向于相信，从明清官窑到宋瓷的板块轮动，背后很大的动力是来自于藏家审美能力的整体提高：“明清官窑距离我们的年代更近，所以藏家在审美上接受更容易。但随着藏家的不断成长，宋瓷那种阳春白雪的简约之美会凸显吸引力。”

曾波强也对“洋人做局”这个说法不屑一顾：“‘洋人’并不掌握定价权，瓷器的价格其实是中国人自己‘抬’起来的。无论瓷器的价格变得多离谱，这个‘账’算在‘洋人’头上都不太公平。”

在曾波强看来，问题的症结其实是：很多中国藏家不太喜欢深入分析和思考，总是喜欢“迷信”某个“概念”，然后“一窝蜂”抢购，这种与收藏本质背道而驰的做法，焉能不酿成“悲剧”?“前几年追捧明清官窑，认为高古瓷是墓里的东西，不够‘吉利’。明清官窑和皇帝沾边儿，就一窝蜂疯抢。焉知官窑里面也分三六九等，不同等级的官窑有天壤之分。现在很多买家，真东西没见过几件，就敢跟着某些简单的概念上场买东西，稀里糊涂地买一些连民窑都不如的低档次官窑，再碰上世道不好，怎么可能不‘砸’在手里?在这轮调整中，真正价格被‘腰斩’的就是这批低档次的官窑。”他说。

同样，当年不被国人“待见”的高古瓷如今登场，国内的藏家又开始一窝蜂追捧。对此，曾波强表示：“虽然真正的宋官确实自古以来就极其珍稀可贵，但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的高古瓷都有收藏价值。而现在，所有的老窑都跟着一哄而上，建窑、磁州窑、龙泉窑等民窑混着官窑，价位一起蠢蠢欲动……我不否认宋官窑是个历史上的高峰之一，但是从烧成的温度、总体的技术水平、瓷器的多样性上，它也有诸多局限性，不能无限拔高。如果不进行理智的思索和分析，只知道跟着一个 ‘概念’一哄而上，难免又要在若干年后自食苦果。”